解决农民就业问题要有大局观

发布时间:2022年06月09日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处研究员、主任党国英认为,

为农民开放就业, 就是要逐步将大量农民转移到其他产业部门, 推动农村市场化。农村经济与农村社会金融深化。这方面要有一个大思路, 必须立足于通过观念和制度的调整, 创造就业扩大机制。琐碎的措施收效甚微。要让农民有钱就有钱, 有钱就有住, 加快农村社会金融深化步伐。通过发展合作社, 帮助农民进入食品加工和销售领域。要认真贯彻落实《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 加快城镇化进程。在国民经济调控工作中, 要处理好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整的关系。一年一度的“两会”召开,

与会代表密切关注今年开拓农村市场、稳定粮食生产、保障农民工就业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中, 我认为农民工的就业是最关键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实现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的目标, 是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本文拟谈谈个人对这个话题的一些理解。 “三农”问题本质上是就业问题。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 始终遇到农民收入水平低的问题。提高农业生产水平需要增加投资, 但农民收入低, 投资能力有限;扩大消费需求需要激活农民购买力, 但农民仍面临兜里没钱的问题;改善农村社会保障, 农民最终还是要靠农民自己。将钱存入个人账户仍面临农民收入低的问题;提高农村生活基础设施水平必须接近城市水平, 单是维护成本就让农民难以负担。说到底, 还是收入问题。但是, 单纯的谈农民收入将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仔细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农民的收入水平不能一概而论。在农民群体中, 收入较高的人很多。 2008年底, 我走访山西中条山区, 发现部分农民年现金收入超过2万元, 远高于日常开支。对于一般农区的农民来说, 从事种田、种果、种植反季节蔬菜的收入水平也明显高于城镇平均水平。当然, 低收入农民更为常见。收入分配是有规律的。一般来说, 农民的内部收入水平与农民的劳动时间成正比。在华北平原, 如果一个农民种10亩大田, 一年两熟, 按目前的技术条件, 一年的劳动时间大约是两个月。他们的总收入不多, 但每个工作日的工资与城市体力劳动差不多,

甚至略高。上述中条山农民之所以能达到每户2万元, 是因为山区大量农民已经搬出去, 留下更多的土地和果树资源, 剩下的农民更加忙碌。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和养殖户收入高, 也是因为他们的有效工作日比普通农民要长得多。农夫脑子里有一个计算器。只要劳动力市场有一定的因此, 只要产品市场具有某种竞争力, 同样技术含量的工作, 每个工作日的工资单价不会相差太大。为什么畜牧业和经济作物生产总收入高, 农民却不蜂拥而至?这是因为农民自己在计算日工资的单价。只要畜牧业和经济作物生产的日均工资单价不高于进城务工人员, 农民就可以进城打工。在竞争的影响下, 各行各业的农民其实都赚了不少钱。所有总收入高的农民都很忙。农民要增加收入, 就必须忙起来。但也不能忙, 不能忙于“自然经济系统”, 而是忙于“货币兑换系统”, 否则货币收入不会增加。农村妇女在家围着锅、台转不算就业, 农民连续“精耕”几亩地也不算是充分就业。只有使用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 才是有效劳动。上述原则很重要, 可以解决农民增收的思路。不能把农民围在农村, 让他们扩大就业, 更不能整天喊农民集约耕种几亩地,

更不能指望农民通过互助增加财富村内援助。正确的思路是让农民进入社会分工体系和市场, 让农村经济在金融深化的基础上扩大专业化分工体系。扩大专业化分工体系, 必须认清经济集聚规律, 不能指望现代社会分工体系出现在中国300万个自然村。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仍应集中在数量较少的大中小城市群中, 大幅度减少纯农业聚落的人口规模。我们错误地认为, 大量农村人口, 特别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 是一个政治稳定因素, 我们把“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作为支持的基础。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必须改变。 GDP增长和就业增长是城市经济的现象, 而传统农业本质上是封闭和停滞的;农业生产一旦进入现代分工体系, 就开始排挤劳动力。一个农户能靠七八亩地有社保吗?当然不是。那是粮食安全, 不是社会保障。一年种七八亩大田作物, 有效工作日不到30天, 如果农民能借此获得高水平的社会保障, 那就奇怪了。使农村成为剩余劳动力的储备, 使农民无法切断与自然经济的联系, 使农村社会经济的金融深化遇到阻力, 难以实现城乡一体化。农村社会经济。从社会政治稳定的角度看, 与自然经济密切相关的农民很容易融入依赖的社会关系, 很难植入现代民主政治。这种农民群体也很容易被邪教和谣言所欺骗。一旦出现混乱, 内部没有妥协的协商机制, 预后很差。通过深化体制改革,

开放农民就业, 就是逐步将大量农民转移到其他产业部门, 促进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市场化。村社金融深化。这方面要有一个大思路, 必须立足于通过观念和制度的调整, 创造就业扩大机制。琐碎的措施收效甚微。首先, 要让农民有钱就有钱, 有钱就有住, 加快农村社会金融深化步伐。在这里, 有必要深刻理解“萨伊定律”(供给自己创造需求)的含义。
       相反, 需求为自己创造供应。沟通供需的中介是市场上的货币交换。但是萨伊定律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是行不通的。在孤立的农村社会, 农民往往自给自足, 因此同一时期货币支出的乘数效应远小于分工经济。要知道, 在我们的二元经济中, 农民在城市里花钱是为了创造就业机会, 如果他们把钱带回农村, 创造就业机会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因此, 要坚定不移地加快城镇化步伐, 不搞逆向操作。其次, 通过发展合作社, 帮助农民进入食品加工和销售领域。以下是借助表中数据对这种潜力的粗略估计。以2007年的数据为例, 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总额可以看作是广义农业产业链的总价值​​3.16万亿元, 而农民销售的食品或食品原料的总价值是3.16万亿元。仅1.36万亿元。也就是说, 在农业产业链的延伸环节有1.8万亿元的收入, 其中使用统计数据估计农民获得了约0.2万亿元。其他的收入收入由城镇劳动者或经营者获得, 即在农业全产业链中, 城镇居民获得收入的51%左右。如果这个收入由农民获得, 农民在农业产业链上的收入可以增加117.6%。当然, 农民要获得这么多的收入并不容易。过去, 农民没有得到这笔收入, 或者没有从事相关领域的工作, 自然有其“原因”。一是农民缺乏技术和资金, 影响了他们进入产业链的深度和广度。
       二是农民进城后会“排挤”城镇居民的工作。关于第一个问题,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 国家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是可以解决的, 这里就不多说了。关于第二个问题, 我们需要从就业公平的概念来看。城镇失业率远低于农村实际失业率。如果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就业机会均等化, 虽然城镇失业率有所上升, 但总体社会福利水平仍将提高。此外, 失业在城市具有“逆周期”效应, 但在农村地区几乎没有。三是要加快城镇化进程, 认真贯彻落实《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我们估计, 如果《劳动法》能够得到严格执行, 坚决解决劳动者加班费问题、城镇居民兼职问题和童工问题, 全国就业人数可能会增加约4000万(据《北京青年报》2005年9月14日报道)。 《每日新闻》披露, 北京人每天加班近一个小时。本报告介绍北京统计局对本市工作时间的详细调查数据。据甘肃省农村调查组调查, 甘肃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59天, 平均每天工作时间9.52小时, 超过全国法定工作时间每周22.73小时, 百分比增长57%)。如果能进一步加强对居民收入的调节和监管, 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 努力打破就业部门的垄断, 就可以增加就业岗位。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 我国GDP连年快速增长, 远超就业增速。
       这种差距不能完全用技术进步因素来解释。基本情况是, 一方面是就业工人过度劳累、过度劳累, 另一方面是农村存在大量隐性失业人员。我们不同意用农民素质低来解释农民大量失业的原因。事实上, 在一些城市现代经济部门, 农民可以从事许多工作。在电脑流水线上, 经过短期培训的农民工完全胜任工作。这已被事实证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是制约农民工就业的主要因素。此外, 户籍政策、调整政策和地方管理体制不利于城镇化。如果在这方面进行改革, 将会加快城镇化的速度。有人认为, 《劳动合同法》影响了企业的投资, 从而影响了劳动力的就业, 应当废除该法。我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希望我们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要有这样的认识。如果企业家真的把“劳资合作如果“一律”被淘汰, 或者大家都让它名存实亡, 我想创业者的日子不会好过, 反而会更加艰难。这就像“囚徒困境”思想实验中的囚徒。他们每个人都不遵守《劳动合同法》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但每个企业家都这样做了, 他们失去了中国市场, 他们的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也没有了。美国从1886年开始从事劳工维权运动一段时间, 美国工人的劳工权益得到了更多的保护。结果, 资本家的生活变得更好, 而不是更糟。世界上有谁听说过一个长期因过度使用劳动力而繁荣的国家?最后, 在国民经济调控工作中, 要处理好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整的关系。总量调整是必要的, 但要注意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某些财政支出不一定能扩大就业, 因为支出项目之间可能存在“替代效应”或“挤出效应”。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 政府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进行赤字融资。结构调整要以体制改革为重点, 特别注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性, 不给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带来过大的调整压力。不久前, 我从浙江的一个地方了解到, 那里的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14小时, 单位工资已经低于临时农业工人的工资。不难理解, 如果该国的普通工人每天多工作一个小时, 就意味着该国大约 10% 的工作岗位将消失。如果每个人都周末休息没有休息日, 就意味着全国30%的工人失业。工人越“勤奋”,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就会越激烈, 他们的工资就会越低。于是, 在宏观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现象:在我国GDP总量中, 属于劳动报酬并最终以劳动者为主的金额约为9万亿(2007年), 约占36%;税收加上其他一些收入构成了最终消费支出, 约占 GDP 的 35%。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资本倾斜的畸形经济结构已成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只要推进上述观念转变和体制改革, 城乡公平就业制度就能取得长足进步。此外, 户籍制度、教育培训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等改革措施有待深化。